公元2009年9月5日星期六，我的非洲支教生活正式拉开了帷幕。这个“非洲十日”复制于本人博客：

内罗毕时间4点20分左右，Emirates的庞大客机就要降落在内罗毕机场。我胃中的食物也随着机体的起起落落上下翻滚，几乎呕吐。为了分散精力，坐在中间位置的我努力往外看。下面一片寂寥，白灿灿的大地平摊在眼前。鲜有高楼，甚至其他建筑也不是很多。少云，阳光充足。因此长时间的凝望让我眼睛感到不适。闭上眼睛，试图在脑海中挤出一些感慨，以供日后（比如现在）记叙与抒发，但奇怪的是，我竟然任何感慨都没有，只是想：哦，这就是非洲。我到了。

 

 

 

 

北京到迪拜、再从迪拜到内罗毕，我手里一直攥着村上春树《挪威的森林》。“37岁的我坐在波音747客机上。庞大的机体穿过厚重的雨云，俯身向汉堡机场降落。十一月砭人肌肤的冷雨，将大地涂得一片阴沉，使得身披雨衣的地勤工、候机楼上呆然垂向地面的旗，以及BMW广告板等一切的一切，看上去竟同佛兰德派抑郁画的背景一般段。罢了罢了，又是德国，我想。飞机刚一着陆，禁烟显示牌倏然消失，天花板扩音器中低声流出背景音乐，那是一个管弦乐队自鸣得意演奏的甲壳虫乐队的《挪威的森林》。那旋律一如往日地使我难以自已。不，比往日还要强烈地摇撼着我的身心。”

 

我无数次翻阅起这本书、无数次读到上面的话语——大学宿舍、天津的家中、曼谷、董里。董里， 06年我在泰国做志愿者工作生活的地方。这个号称“安达曼海上明珠”的泰南省份承载了我太多情感。激动紧张、快乐忧伤、想念期望……等等等等。如果乘船，从董里往西航行就是印度洋了；而我刻下的所在，肯尼亚，就在印度洋的另一端。三年时间，从大洋的一边来到另一边，这仅仅是巧合吗？我不是所谓的“唯物主义者”。我深信：冥冥中早有定数。世间的一切都是有安排的，只是在不同的轨道运行。

 

 9月5日-9月14我的“内罗毕十日”。

 

 9月5日晚，撒院长和夫人带我到一家名为life style的饭店，给我接风。有如胶水一样粘稠的芒果汁、铺着蘑菇酱的牛排饭、肯尼亚当地的啤酒构成了我的晚宴。吃得很饱。除了对家人的思念之苦外，这一晚可以堪称完美的一夜。

9月6日中午，我院接受新华社赵记者采访。当日新华社网站便登出新闻:

《结合学生发展　内罗毕大学孔子学院让汉语热长存》

9月7日，第一次做午饭。第一次经历停电。躺在黑屋子里想国内的人和事……院长举着蜡烛上楼，给我带来亮光。那一刻想哭。

 

 

9月8日，中午和院长去孔子学院督促装修。14点多回来，自己做午饭。

9月9日，晚上第一次给学生上课。记下了他们的名字和学号。正式的课程从下次开始。19点下课，马不停蹄，和刘老师驾车去接应院长，卸舞龙舞狮等设备的货。我们和三两个学生搬运所有货物到三楼。忙到21点多，饿着肚子回家。院长“抠门”到甚至连个工作餐都不请我们。

 

 

9月10日，第一次经历停水；去巴克莱银行开账户。管理费很贵。一个月7美元。每存取一笔钱收0.5美元。

9月11日，美国“9·11”纪念日。而于我却是一种解脱。我买了蚊香，可以睡安稳觉了。停水依旧。

9月12日，人畜饮水困难。去我公寓的下坡打水。拎着桶，一趟一趟的往返。傍晚在附近跑步。好久没运动了，跑起来有些吃力。

 

 

 

 9月13日，机场欢送学生赴中国（天津师范大学）留学。我写的“通稿”被新华社采用。

 

 

 

9月14日，卫生间“部分来水”——马桶和淋浴喷头有水；洗脸盆没水。像过去人民公社的抢收一样，赶紧洗衣服。

 

9月19日，星期六。在经历了一个“新的”2小时停电后，坐在桌前写这篇文字。